穹宇苍苍 云涛沉沉

中国清代统治东北边疆地区的重镇。满语数之六为宁古，个为塔，相传清皇族先祖兄弟6人曾居此地，故名。有新旧2城，相距25千米。旧城位于牡丹江左岸支流海浪河南岸，今为黑龙江省海林县旧街镇。康熙五年（1666）迁建新城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县城地。其地原为渤海故壤、上京龙泉府故址，距今县城35千米（今宁安东京城）。顺治十年（1653）设昂邦章京（意为总管）镇守，长期为清统治东北边疆地区的重镇。每年六月，派出官员至黑龙江下游普禄乡，收受库页岛（今萨哈林岛）居民贡貂。17世纪中叶，俄国哥萨克侵扰黑龙江流域，清朝多次由此地派兵征讨。康熙元年，更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十五年，将军移驻吉林乌拉（今吉林）城，以副都统镇守此地。光绪二十九年（1903）设绥芬厅于宁古塔，与副都统同城治理军政事务。三十三年裁副都统。宣统元年(1909)，绥芬厅升为府，迁驻三岔口，1910年此地改置宁安府。1913年改为县。今为黑龙江省宁安县治所在地。

    宁古塔是清代宁古塔将军治所和驻地，是清政府设在盛京(沈阳)以北统辖黑龙江，吉林广大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清太祖努尔哈赤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时在此驻扎军队。地名由来传说不一，据《宁古塔记略》载：相传兄弟六人，占据此地，满语称“六”为“宁古”称“个”为“塔”，故名“宁古塔”。

    宁古塔古城原在今海林县旧街古城村附近，清太宗皇太极建国号大清后，任命吴巴海为镇守宁古塔副都统，前后共有73任。由于宁古塔处于边塞要冲，光绪九年(1883)另设差大臣一员，此员为吴大澄，是清末洋务派著名人物。

    宁古塔辖界在顺治年间十分广大，盛京以北、以东皆归其统。随着设厅，疆土逐渐减少。作为国防重镇的宁古塔，是向朝廷提供八旗兵源和向戍边部队输送物资的重要根据地，也是十七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东北各族向朝廷进贡礼品的转收点，因此宁古塔与盛京齐名。

    从顺治年间开始，宁古塔成了清廷流放人员的接收地，他们当中有抗清名将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文人金圣叹家属；著名诗人吴兆骞；思想家吕留良家属等等。他们的到来，传播了中原文化，使南北两方人民的文化交流得以沟通。流民的涌入改变了当地以渔猎为生的原始生活方式，教他们种植稷、麦、粟、烟叶，采集人参和蜂蜜，使农业耕作得到发展。

    时存300年多年的国防重镇，遗留下许多历史文物，其中 古城城东4公里的觉罗古城最为著名，传为清始祖发迹之处，城外有古坟多处，包括萨布素将军墓；城内庙祠有二三十座，可惜大部已损坏；还有天聪年间修建的大石桥和桥下的泼雪泉等。

库尔德人是西亚古老民族之一，主要居住在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北部、伊朗西北部和叙利亚北部一小块地区以及亚美尼亚的一些地区。库尔德人聚居的地区称为库尔德斯坦，库尔德人操库尔德语（属印欧语族中的伊朗语西北方言），绝大多数是逊尼派穆斯林，人口估计在1400万到2800万之间。迄今，大多数库尔德人以畜牧业为生，他们的社会仍建立在传统的部落基础之上。

库尔德人在历史上起过一定作用，但从未建立统一的国家。库尔德斯坦先后受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库尔德人曾同西亚其他民族一起反抗希腊人、罗马人、欧洲十字军和蒙古人的侵略。他们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萨里丁。萨拉丁是伊斯兰的伟大保护着，1187年从基督教徒手中夺取了耶路沙冷。然后他成功的抵御了英国国王理查德一世和其他基督教徒的第三次十字军远征的攻击。14世纪在库尔德斯坦出现过一些部落联盟形式的地方政权。19世纪后半期，由于库尔德民族独立运动兴起，西方列强乘机加以利用，遂形成库尔德人问题。1918年奥斯曼帝国瓦解后，英国曾许诺库尔德人“独立”，企图建立一个在它保护下的“库尔德国家”，由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未实现。
　　库尔德人不断为争取民族自治权利而进行斗争。在土耳其,1925～1937年库尔德人曾发动5次规模较大的暴动,均被镇压。在伊朗,1922、1925、1946、1950年库尔德人多次发动起义，亦遭镇压；1978年库尔德人参加了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朗革命。霍梅尼政权拒绝库尔德人的民族自治要求,双方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在伊拉克,库尔德人曾长期进行反对英帝国主义和费萨尔王朝统治的武装斗争，1919、1929～1932和1943～1945年发动了数次大规模起义。从60年代初起，库尔德人在穆拉·穆斯塔法·巴尔扎尼领导下，与伊拉克政府军持续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武装斗争。1970年巴尔扎尼与伊拉克政府达成协议，规定在 4年内库尔德斯坦自治；但1974年政府只给予有限的自治权，于是战火复起。1975年以后，库尔德民主党分裂为3派，武装斗争基本停止。

水门事件（Watergate scandal，或译水门丑闻）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其对美国本国历史以及整个国际新闻界都有着长远的影响。水门事件之后，每当国家领导人遭遇执政危机或执政丑闻，便通常会被国际新闻界冠之以“门”（gate）的名称，如“伊朗门”、“情报门”、“虐囚门”等。
       在1972年的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1972年6月17日，以美国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事件发生后尼克松曾一度竭力掩盖开脱，但在随后对这一案件的继续调查中，尼克松政府班子里的许多人被陆续揭发出来，并直接涉及到尼克松本人，从而引发了严重的宪法危机。1973年10月23日，美国众议院决定由该院司法委员会负责调查、搜集尼克松的罪证，为弹劾尼克松作准备。1974年6月25日，司法委员会决定公布与弹劾尼克松有关的全部证据。7月底，司法委员会陆续通过了三项弹劾尼克松的条款。尼克松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8月8日宣布将于次日辞职，从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
       从1972年6月17日詹姆斯·麦科德等5人闯入位于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总部开始，一直到1974年8月9日尼克松总统辞职，《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对整个事件进行了一系列的跟踪报道，正是由于他们报道的内幕消息揭露了白宫与水门事件之间的联系，从而最终促使了尼克松的辞职。在水门事件的大部分案情被揭露之后，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于1974年和1976年先后出版了两本关于水门事件内幕的书《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又译《惊天大阴谋》）和《最后的日子》（The Final Days），两位记者在书中详细记录了采访、报道以及挖掘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1976年，根据《总统班底》一书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在第4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获得包括最佳改编剧本奖、最佳艺术指导等在内的共计四项大奖。向两位记者提供情报的人，代号为深喉，在2005年5月31日揭晓，是前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费尔特。

       最近一个时期，网络上为林彪，张国焘评功摆好，鸣冤叫屈的呼声大有甚嚣尘上的气势，部分网民甚至不惜用流氓加痞子的语言攻讦持历史正论的著者，其摩拳擦掌之势，仿佛不炸平泰山誓不罢休。难道是我们的历史观发生了偏移，混淆了是非的界线，颠倒了黑白，硬要把谬误说成是真理？难道，研究历史可以不尊重历史事实，仅凭个人好恶，因为对现实吏治弊病、社会不公，前途和命运的不可预期的不满而就要借死人来发泄愤懑，否定现实，否定创造历史的主流？历史是血写的事实，不是墨写的谎言。尽管历代统治阶级为了粉饰太平，抬高自己，总要历史科学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总要有意识和目的地来歪曲历史，但他们还是掩盖不住真理的光华，埋葬不了真实的历史。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民族，不乏像齐国太史四兄弟，晋国董狐，以及司马迁那样不惜以生命来捍卫历史真相的史官。中国脊梁骨的士，朝朝代代，总有人在正史之外，也以如椽之笔，书写着自己认为是这样的历史。因此，许多逸闻趣事，许多正史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一定的政治目的讳的历史真相，都通过野史得到了披露和再现。所以，真理是掩盖不了的。历史的结论应当来自实践，来自人民，而不是一两个处于偏见和执谬的人的叫嚣。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背离历史的发展大势，经过实践和时间检验与证明得出正确结论的历史事实故作惊人之论，只是对历史的亵渎，对无知者的误导，对真理的践踏而已。它即改变不了历史，也无益于当今社会兴利除弊，惩治贪官污吏，净化吏治，努力实现公正、公平、合理、以人为本的治世目标，营造和谐社会的需要；反而张扬了邪恶，模糊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污蔑了那些惨死在邪恶势力的阴谋与屠刀下的不幸的灵魂，使他们不能瞑目，不能早升天国！

尊重历史，给曾经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做出了辉煌贡献的林彪以一定的历史地位，是正视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崇仰真理的积极表现。但这并不等于就可以否认自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林彪在玩弄政治伎俩，实现个人野心而为政十年中的倒行逆施。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中，他为了自己军事小集团的利益，和江青集团相勾结，党同伐异，戕害忠良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如果说，作为军事家他是一个完人的话，作为政客，他却是一个权奸。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我们评价一个人，要看他的全部历史，更要看他的发展历史，要看他最后的表现。李秀成尽管是太平天国后期的栋梁和英雄，但是他在被曾国荃逮捕后的变节表现，却只能说明他是一个没有气节和情操的农民起义军的叛徒（这里不涉及到对太平天国的评价问题，仅就事论事）。历史无法改变这个结论。林彪尽管战功卓著，但是，践踏人权，践踏民主，借毛泽东的信任器重大售其奸，危害国家，贻误民族前途，再大的战功也将无以抵过。何况，林彪最后的发展，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并不是为了把这个国家从极端专政中解救出来，开创一个文明昌盛，尊重人权，民主，自由，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现代国家，而只是为了他那个集团的利益。基于此，他凭什么可以靠炫耀过去的战功，来掩盖自己非人类的罪行呢？尽管，论者可以说，毛泽东应当为文化大革命的非人道负责，但是，没有林彪，江青集团的推波助澜，没有他们欺上瞒下的肆意胡为，事情就远不至于发展到摧残中国人性，中华文明，促使历史倒退的地步。林彪与江青狼狈为奸，难辞其咎！许多青年人，并没有亲历那个悲惨的时代，他们只是听说。造反派把当权派打倒在地，使他们威风扫地，感觉到似乎现在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痛痛快快地把当权的贪官污吏和不作为，高踞于人民头上的权贵打个过瘾。为此，他们甚至为文化大革命唱起赞歌来，为林彪这样的元凶涂脂抹粉，平反正名。假如他们生活在那个时代，被剥夺了升学受教育的权利，被强迫上山下乡，饥寒交迫；或者日夜惊恐，不知何时飞来天上横祸，就遭遇政治迫害，家破人亡（当然除了“四人帮”的爪牙和既得利益者）；或者，年纪轻轻就因为心直口快，直言敢谏沦入大狱，他们就再也不会为文化大革命唱没来头的赞歌了！

正因为我们为了实现某种平稳过渡，维护政党和领袖的威信和荣誉，避免社会的震荡和不安，而模糊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批判和清算，才会产生一些青年人的糊涂认识，这就是事物的反面。

至于张国焘，论者拿他的自述来说事。我不知道，一个变节的落魄者，为了自我表白，为了在意识形态上与母国对立的国度获得舆论廉价的同情，出版的通道，来维持苟延残喘的生命的卑鄙小人，有几多可信性？尽管他早期对共产党的诞生发展有过贡献，政治地位一度高于毛泽东，但是，和他草菅人命，荼毒忠良，危害革命的罪行比起来，那点贡献简直微不足道！他实行左倾关门主义，反对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入党，为了专权，假革命之名，处死鄂豫皖真正的革命者2500人，当时红军四个师二十二个团的指挥员，均跟着许继慎相继被处死，只侥幸留存了王树声、倪志亮两人。到川陕以后，又陆续处死了几乎全部由四川省委派到苏区的地下工作者。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何香凝的大公子廖承志都成了被绑着行军的囚徒，这就是他的革命功绩！论者言，川陕苏区八万红军的扩充发展是张国焘的不世之功。但是，论者忘记了，没有王维舟的川陕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改编成红三十三军），没有四川省委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努力奋战，仅有的红军骨干也差不多被张国焘屠戮光了。红军是红军发展的，不是张国焘个人。是他，在川陕红军反围剿胜利之后，畏敌逃跑，西渡嘉陵江，进入川藏地区的，是他，拒不执行松潘战役计划，打开北上通道，迫使红军不得不草地行军，损失惨重的。也是他最后断送了红四方面军一半以上的兵员，才不得已北上的。

假如张国焘是中国革命的功臣，就没有必要，用血腥的手段来维持他所谓的革命。假如他真是战略家，也不可能，力主向南，效法诸葛亮渡泸，入不毛之地，断送红军发展前途。他只是一个志大才疏的野心家，只是把党的军队看作是私人起家本钱的草头王。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远远逊于对革命的破坏。就连那点贡献，也因着最后的变节，而荡然无存了。虽然，中共中央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鉴于他的身份、党内地位，曾给他三条出路，但这并不等于放纵他去给国民党军统当高级政治特务。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正是张国焘这类拥兵自重的新军阀，野心家的真实嘴脸，他今天有权势，可以高踞于万人之上，践踏生灵；明天无权势，可以成为丧家之狗。出卖灵魂。竟然还有人为他喊怨叫屈，岂不贻笑天下，颠倒黑白！

为林彪、张国焘正名，等于为窃国大盗王莽和袁世凯正名，那天下的志士仁人都成了冤孽，世界再没有清白可言了……

    战争的风云笼罩着中国的西南边陲。以至于在1979年的寒假，我们无日不在关注中越两国的军事动态，中苏边境的局势，以及美国及世界各国对这一形势的研判和态度，而冲淡了对学习知识的渴求。春节过后，北方的山河老是处于阴霾之中，不时有雪花飘飘，仿佛预先祭奠着大战中注定要死难的将士。老百姓就是弄不明白，怎么中国老百姓用血汗养活的越南，却要翻脸不认人，挑衅他的恩人，侵扰他的国土，自己还没有洗净身上的硝烟与血污，又要在他人的心灵与肉体上制造新的创伤！

    1月28日，邓小平出访美国。在这之前，为了孤立越南，寻求支持和谅解，邓小平就在九、十月份访问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十一月第一次出访日本，紧接着在中越开战前夕到了美国；随后又将去日本。全世界，全国都在猜测邓小平出行的深层次原因。各种电文、传闻，像雪花一样漫空飞舞，都在等待着看一场闹剧。

    中国建国已经快三十年了。由于意识形态、东西方冷战及经济上的原因，南亚、东南亚、印度次大陆诸国的反华无不从驱赶与迫害华侨始。而华侨百年以来，渡海飘洋，在南洋、东南亚的人数逾千万。他们为开发南洋、印度支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所在国的政府，宗教团体，并不时时都以他们为意，当着中国国力衰微，或者与所在国关系恶化之际，那些地区的政客，教阀总要从华侨头上开刀，掠夺他们的财产，戕害他们的生命，甚至驱赶他们出境，以给中国示威。这次越南反华，也是走着这条老路，首先从南越华侨最多的胡志明市，西贡开刀。于是数十万华侨被驱赶出军队、政府机关，单位、厂矿，被剥夺了财产，凭一叶小舟漂流于南海，而无由从陆路回到祖国。大陆除谴责外，也只能听之任之。这只能加深中国人的民族仇恨。

    但是这一切，以及随后国内媒体连篇累牍的关于中越边境冲突摩擦的报道都不是中越边境战争爆发的真正起因。在这场战争中始终占有主动地位的中国，发起这场战争真正的原因是：

    一、越南与苏联签订了有军事同盟内涵的友好条约，以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及一百万兵力的实力陈兵中国南疆，与北方的苏军成南北呼应之势，构成了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

    二、越南公然大举进攻民主柬埔寨，推翻北京支持的红色高棉政权，无疑扇了中国一记耳光。严重挫伤了中国政府的尊严与国际威望。中国必得声援与支持波尔布特政权，给越南以牵制性的有力一击。并同时加强自己在东南亚的影响，抑制越南的霸权。

    三、为了争取美国以抗衡苏联，打通与西方世界联系的桥梁，借以结束西方对中国大陆的冷战与封锁，寻求到新的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机遇。

    因而，中越边界战争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何时，用什么方式，什么限度，打击越南。这也正是越军需要知道，而难以确切知道的内容。

    几乎在越南大举进攻柬埔寨的同时，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增兵南疆，并在中越边界集结军力，调整部署。就在越军攻陷金边的第二天，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外电分析这是为即将对越开战而调整指挥。因为相比于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勇将王必成，杨得志有抗美援朝的作战经验，又有1967年担纲赴越指导战争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资历，熟悉与了解越南的战局与军力，更适合于指挥对越作战。

    随着战争准备的进行，中国对越的外交谈话更加强硬，甚至明确。1月3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参议员问邓小平：由于柬埔寨的得到北京支持的政府被推翻以后，共产党邻国的紧张局势，中国是否可能进攻越南？邓小平回答：我们不能允许越南到处捣乱，为了世界和平和稳定，就须扼制霸权主义，打乱战争策划者的战争部署。

    在休斯顿与新闻界人士共进午餐时，邓小平说：“尽管中国条件有限，我们要在事实上尽最大可能支持柬埔寨。”

    1月30日上午，在同卡特第三次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在白宫玫瑰园对卡特说：“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几天后到东京，邓小平对田中角荣说：“对侵略者不进行惩罚，就有发生连锁反应的危险”。“正在考虑，为了惩罚，冒某种危险也要采取行动。”对大平正芳说：“有必要对越南加以制裁！”

    这已是明显的开战信号。

    越军也在准备，部署和配备三线部队，以对中国可能的进攻层层阻截。2月7日，法新社自河内报道：越南对最近邓小平连续发出的警告，保持沉着，决不惊慌。

    2月12日，越南《人民军队报》社论说：“企图给我们教训的人，应该记取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的教训。”他恰恰忘记了：没有中国的鼎力支持，越南根本教训不了美国。

    战争机器已经启动。

    美国的侦察卫星对中国军队在中越边界的整个部署进行了拍照，统计了人数。《纽约时报》2月10日报道说：在边界有精锐师组成的两个中国集团军。

    云南、广西，西线、东线，两支突击大军已摆开了架势。

    2月12日，日本的《每日新闻》更是援引美国情报人士的话公开了中国军队的态势：

    “ ……据一直在追踪中越边境军事形势的美国人士说：看来，中国已具有发动军事进攻的现实可能性。11日他说，中国是否开始大规模进攻，这要看今后一周的动静而定。美国政府判断，集结的中国军队大约在10日前完全做好了战斗部署，根据一个月来中国军队集结及后勤兵站动向、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络判断，如今这样的攻势已极具现实性。中国军队将选择两条路线进攻：1、从友谊关到越南同登这条路；2、在此西北约一百公里，与越南高平连接的公路。这在美国专家之间已成为固定的看法。

    不言自喻。中国所以要大张旗鼓，意在师出有名，堂堂正正。况且，作为军事大国，中国也不屑于高抬越南，把他作为真正的可怕的对手。

    开战之初，中国不是没有顾虑。苏军陈兵中苏边界，仅远东就有精锐的44个师，还有哈萨克斯坦与外蒙古。苏越又有类似于军事同盟的友好条约。为了防备北方强敌，中央军委命令：沈阳、北京、兰州军区所属部队进入等级战备状态，随时应对苏军的进攻。邓小平负特殊使命访美，争取美国在道义上的支持，并做出态势抑制苏联。据估计；中苏边境的苏军完成集结，到全线出动，大约需14天乃至更长时间，这也就是中国对越边界反击战有限战争的时间底线。

    1979年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文，无保留地宣布了中国的最后抉择。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照会越南驻华大使馆，最强烈抗议越南侵犯中国领土，制造新的流血事件的行径。这无疑于战争的宣言。

     2月17日，新华社奉命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越南当局不断侵犯中国领土，宣布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反击。

     战争在预料的形势下，在未料的时间打响了。在两个友邻友好国家之间，这是亚洲人的一场悲剧，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场内讧，中越双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经济损失。这是一场能够避免却没有避免的有限战争。在中国人是养虎遗患，在越南是无事生非，夜郎自大。让两国的执政柄者，去反思它的得失吧！